宋强 胡立功 柳志英
原刊编者按： 跟踪老板过年的行动，是在本刊为迎接新千年而举行的一次聚会上策划的。话题由过年而起，李老板感慨颇多，说别以为老板过年只是山珍海味、夜夜笙歌，我对这圈儿熟透了，真是“大有大的难处”，赚钱的，没赚钱的，欠债的，讨债的，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心思都有……李老板随便讲了几个故事，大伙儿便拍案叫绝。本刊编辑部认为，这么好的题目不能不好好策划一下，于是便有了本次“记者跟踪直击”行动的安排。真人真事，秉笔直书；真名隐去，免涉官司。
记者把跟踪采访的计划向XC集团总裁徐成业和盘托出，惹得徐成业开怀大笑，说真亏你们的老总想得出来，也好也好，全中国都看着当老板的生气，以为都过年了，当老板的，腰里的钱包儿鼓鼓的，还不得可劲儿造它一把？那你就跟着我看吧。我在1999年还真是赚了钱的，比那些躲债的、逃税的，日子好过多啦。可我实话跟您说，我也得躲，我早就和我媳妇开始谋划今年春节的“胜利大逃亡”啦！
因为和徐成业是老朋友，记者知道他真是赚了钱的。徐过去是四川某县的农村回乡青年，高中毕业，改革开放之初以经营果林起家，曾荣获“创业之星”的称号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随后其弟徐成功从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，兄弟联手，移师北京创业，做起了草皮种植的生意，更加如虎添翼。既然进了北京老板的圈子，徐成业没少向我报告老板们四处逃蹿的故事，特别是今年，赶上是法院的“执行年”，没等到年关，欠税的、欠账的老板们，已经惊惶失措地逃将起来。没想到，临近年根儿，既不欠债也不欠税的徐老板也要逃了。
村里一个远房亲戚要盖房给儿子娶媳妇，让他“支持”两万元。徐老板说，村里都认为我是发了财了，两万块算什么？问题在于，远房亲戚给了两万块，至爱亲朋又得给多少？他本想拒绝，老父亲来信劝他“支持”就“支持”了吧，不然父母在村里会让人戳脊梁骨！徐老板说：“我一听这个，脊梁骨已经开始发麻了，本想趁着过年回家看看老人家。心想真的回去了，不定又有多少人要我‘支持支持’，没个几十万拿得下来吗？！”还有一项开支是徐老板最没底的，就是要给公司的关系户送礼，特别是那些重点的关系户，不是提个果篮儿就能说得过去的。其中最让徐老板怕的，是几个有来头的人物的儿子。一进门儿就哥们儿长哥们儿短地叫着，徐老板刚在京城落脚的时候，听说来和自己称兄道弟的，是某某人物的儿子，还真有点受宠若惊，渐渐的，一见他们套近乎，心里就发毛。因为套近乎的结果，就是掏出一年的“的票”、“饭单子”，请老板报销。
记者觉得凡事也不能全听徐老板的一面之词。就说净听徐老板叫屈，焉知你不利用他们换来政策上的倾斜、生意上的机会？
徐老板对记者的看法大喊其冤，说那都是不请自来的衙内，我哪儿求得着他们呀。就是他们主动要帮我去卖草皮，我都不敢发货给他们。我要是真求得着他们，别说的票饭费，就是出更大的价，咱也心甘情愿地掏不是？现在糟糕的是，这帮小子整个一群混混儿——我和你称兄道弟就是给你面子，你还能宁舍面子不舍钱财？破财免灾，幸好也就一年十几万而已。徐老板现在担心的是，哥儿们长哥儿们短的越叫越熟，最近那哥儿几个好像已经不甘心这么小打小闹啦，据说是也想“下海”趟趟水啦，听说那哥儿几个正筹钱，准备托付给一位做证券的，到一级市场上玩一把呢。徐老板担心自己赚了钱的风声已经传了过去，随后保不齐就会有“哥儿们”来电话要求春节“聚聚”，一宿麻将打下来，再到桑拿室里蒸一蒸，保不齐就得把他们筹钱的话给蒸出来……
“这年头，一个人赚了钱，八个人惦记着。年还没到，一百多万都出去了。对了，我还没跟您说我们县同乡会的聚会呢，通知我了，年初三。要是光让我买单，倒没什么，几千块钱的事。可同乡会里好几位开广告公司的呢，我去了，就是给老乡的公司送钱去了，好几年了，我都怵了！”
记者问：“徐老板是想三十六计，走为上？”
徐老板说：“那可不！不走，去年一年全白干，闹不好，还得罪人。我和老婆把火车票都买好了，黄山去。电话关了，BP机关了，手机也关了。你们还能追到黄山去找我‘聚聚’，找我‘支持’？”
我刚要夸这主意好，话没说出口，徐老板便告诉我，这不过是骗骗那帮家伙的借口而已。过节期间，他要躲到郊区的一个宾馆去，听弟弟系统地给他讲讲在MBA老板班上学来的东西。徐老板说，他要是真的总为了俩钱儿躲来躲去，他可完了。不久前听说北大开了一个MBA老板班，讲课的都是厉以宁、萧灼基那一类人物，还有刘伟、樊纲……人称“京城四少”的经济学界新秀。他的弟弟闻讯跑去蹭着听了一课，回来连说完了完了，咱们要是不学习，只知道傻挣钱，用不了两年就得被淘汰。
初八那天一上班，我给徐成业的办公室拨了个电话，没想到他告诉我，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，到底还是没躲了清静。
“我不是把谎话都编圆了吗？哥儿们，今年我们全家奔黄山啦，年后再聚吧。谁想得到那帮小子还不依不饶，说光你们一家子奔黄山有什么劲，我们多找几家一块儿去吧。这不明摆着让我管他们几大家子的黄山游吗。我说那可没法子啦，火车票都订了，就订了三张。人家说了，那开车去不是更过瘾！你们公司不是有三部车吗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咱们就浩浩荡荡啦……这帮小子就这样，黑了你还黑得理直气壮。我一看躲不过去，说行行行，可咱别黄山啦，到顺义的怡生园中心消费几天去吧……”
徐老板在电话里只字没提花钱的事，倒是心有余悸地告诉我，那帮哥儿们大概是玩得挺开心的，没提跟他借钱玩股的事。就凭这，徐老板觉得今年春节过得还算舒心。
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刘宝华，四十有五，衣冠楚楚，仿佛世家子弟，举手投足又都透着敏捷干练，一副一言九鼎、信心百倍的派头，或许，这就是他的房地产公司曾创下售楼纪录的秘诀所在？据我所知，刘总经营的公司在短暂的辉煌过后，现在已经陷入泥沼。刘总的司机小吴，是记者自幼一起长大的朋友。在刘总那样的人物看来，小吴不过是一个马仔而已，甚至是一个只会开车，没心没肺的机器人。多少老总对自己的司机估计不足，别看人家跟你鞍前马后、惟命是从，其实人家心里明镜儿似的。就拿小吴来说吧，私下里没少了跟我扯闲篇，真让我开了不少眼界。小吴告诉我，现在那些在刘总公司购下房产却拿不到房产证的老板们，正憋着把他告上法庭哪。不过，小吴也没少向我感慨，说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怪，拖着一屁股债，背着一堆官司的人，仍然可以活得有滋有味儿。譬如刘总，仍然坐着奔驰翩然来去，仍然衣冠楚楚、信心百倍。最让小吴气不忿儿的是：“他还养着二房呢！我连媳妇都找不着一个，他一老梆子一人占了两房，哪儿说理去！”
小吴年前就对我说过，别看刘总公司的业绩不佳，唬弄大房二房的本事，还算是游刃有余的。刘总的太太比刘总小两岁，看起来并不知道丈夫在外面养了二房。夫妻俩还老是恩爱如初的样子。刘总的“小蜜”小吴当然见过，不到三十岁，特别性感。
记者在大年初三才见着小吴，没告诉他自己带着采访任务，权当邻居拜年，到他家里跟他聊了起来。问这两天忙活什么呢，我可来了好几趟，都见不着影儿。小吴说，忙活！好，别的司机侍候老板，我呢，还得侍候老板的太太，而且，还是老板的两房太太。
小吴说，我们刘总累啊，平常日子倒还不显，就凭一个“忙”字，两头都能糊弄，都能摆平。到了吃年夜饭，可糊弄不了啦。找什么理由也不能不回家吃年夜饭哪。可那个小蜜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感情上特讲究占有，特讲究优越，还非叫这个板，说什么也不放我们刘总走。难不难？我们刘总可是久经沙场，除夕那天下午回家点了个卯，说：“哟，赶紧，我得看看于总去，明年的地皮还得指望着他给牵线哪！”这是说给刘太太听的。坐上车，我就知道他要去哪儿。我帮他把大包小包拎到小蜜那儿，偷偷看了那妞儿一眼，你就看那小样儿吧，小嘴儿就撅起来了。我心说，完啦，刘老板走不了了，连我的年夜饭都完啦！……我就在车里耗着，晚上七点来钟，刘太太把电话打到车载电话上来啦，说你们刘总抽什么疯哪，还在于总家泡着干什么？人家不吃年夜饭啊？我心说这可麻烦了，我就耍耍小聪明，给圆圆场吧。我说嫂子，真对不住您，我们没在于总家，现在我们在医院哪。公司一位员工的老爹要死，这位还让刘总派去出差啦，刘总得在这儿盯着。还不定到啥时候呢，刘总留话让您别等他了……撂下电话，我赶紧给楼上的刘总打个电话上去。得给他通通气儿，我对刘总说，刚才嫂子来电话催您哪，我知道您事儿没办完呢，又怕嫂子不理解，就扯了个谎……结果呢，大年夜的，就我一人呆在车里，心里真不是滋味儿！
那些落魄的老板又是怎么过年的呢？
记者和丁锦辉是中学时代的挚友，还曾一起到北京郊区插队。那时的丁锦辉弱小得像一个豆芽菜，老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既不像现在这样挺胸凸肚，也不像现在这样踌躇满志。恢复高考时他考上了经济学院，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机关当了个小干部。随后做买卖的开始火了，丁锦辉就辞职下海了。他爸的官儿不大，可他有路子，只要给个折扣，批文啦地皮啦贷款啦，一准搞定。丁锦辉又是学经济的，内行，很快就发了起来。丁锦辉的巅峰时代，做房地产，做进出口，甚至还做文化，投资拍了个电视剧。
丁锦辉的失算在于他死抱着北海楼盘不撒手。我不能不佩服丁锦辉，几年的商界生涯毕竟练就了他的胆魄。就在他四面楚歌、狼狈不堪的时候，他居然拿出最后的积蓄，在钓鱼台宾馆举行了一个盛大的“派对”。他在“派对”上宣布，他在金融街的物业即将建成，现在开始出售出租写字楼。那个“派对”真是流金溢彩、富丽堂皇。我是作为记者被丁锦辉请去出席“派对”的，老同学拜托我好好吹吹他的物业，不仅自己要吹，而且还要动员记者圈子里的朋友们吹。不知底细的我的确被这一片歌舞升平所迷惑。只是当我在一个角落里听到几位老板的对话时，目瞪口呆了好一会儿。
一位说：“丁锦辉的《天鹅之死》跳得挺好嘛！”
另一位说：“垂死挣扎一把吧。难。他已经完蛋了，一屁股债，蒙谁呀？”
“派对”结束后，我到他家找他，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他，买卖到底怎么样。他拿出一瓶酒和我喝，他说挺好的呀，今天你是也看见啦，这楼一卖出去，我可更火啦。真是一个不服软的家伙！
此后我听到的，没有任何关于丁锦辉的好消息，倒是听说他在某处买的豪华别墅被拍卖，卡迪拉克也卖了。公司倒还开着，生意冷清，和别的公司共同雇了一个小姐，负责和方方面面打交道。
年前我就犹豫，不知该不该打个电话去给丁锦辉拜年。
大年初一到底还是和他通了电话，丁锦辉很兴奋，说咱们光是电话拜年可不行，得找机会聚一聚呀，把咱们一块儿插队的哥儿们姐们儿的都叫上，你就帮我组织组织吧。
这可让我感到意外，因为他最为红火的时候，我曾经建议过类似的聚会，被他一口回绝了：“你可真有闲心！多忙啊，时间就是金钱，谁还有心思说什么插队、文革？”真是此一时，彼一时。
我们是初四那天晚上在朝阳门内的阿凡提餐厅聚会的，一共来了十五个人。场面、档次，当然和钓鱼台宾馆的“派对”没法比了，可我老是想起钓鱼台宾馆的那一次。其实丁锦辉比那一次更惨了。那一次还有一栋要出售的楼呢，这一次却只剩下半个看摊儿的小姐了。难得的是丁锦辉的老板派头丝毫未减，成功人士光环依然要戴在头上。我仿佛忽然明白，他也只有把老同学们请来充一充大了。若是到老板圈儿里，他充什么大啊，谁不知道谁啊。
（《北京纪事》第3期）
